卡謬 Albert Camus - 瘟疫

「當今最常見的現象莫過於大家從早到晚工作，然後在閒聊中把剩下的時間消磨掉，把賺的一點錢抖落一空。」卡謬描寫二戰後的社會（至少是故事中的俄蘭城）和今天你我周遭簡直如出一轍，因此，可以想像，其實瘟疫的場景也就是我們身邊所處的城市。

「權利與諾言這兩個字意含著他在要求他理所應當的東西，而這又顯示一種不合乎他自己卑微職位的大膽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拒絕使用像『你的仁慈』，『感恩』，甚至『懇求』等類的字句，因為這些字句在他覺得跟他人格的尊嚴不相吻合。」
「他明白，他可以在他收入的範圍之內支配生活；他所需要做的只是把他的需求降低到他的收入之內。」
「我是多麼希望能夠學會表達我自己的意思！」
這是對故事中的低級公務雇員─格蘭─的描寫，感覺很熟悉啊。

「最無法改變的邪惡便是那種自以為知道一切的無知，這種無知的人自認為有權利去屠殺。因此，沒有至為清楚的瞭解便沒有真正的善，也沒有真正的愛。」而塔霍說，幾乎人人都得了瘟疫，故意地或無意地判除他人死刑，無知的人邪惡嗎？也許他們只是無法選擇，因為選擇而必須承擔的，也許對人來說，太沈重。

在瘟疫蔓延時，我們有什麼選擇呢？是被瘟疫所圍困，掙扎著求生，等待著瘟疫解除時對未來生活又繼續充滿希望，與我們相愛的人繼續過活，抑或是被無盡的摧殘擊倒、行屍走肉？或者是如同潘尼洛神父那般，堅忍地接受各種嚴格的考驗、承受肉體、精神上的痛苦，不斷地前進？還是像塔霍那般小心翼翼地不為惡事，積極行善，寧可受害、犧牲，也不願意當劊子手加害於人的聖徒？或者，像李爾醫生那樣，為人們的健康、免於痛苦貢獻己力，成為治療者，走向平安？

我沒有足夠的智慧、力量、忍受力來做出選擇，卡謬說「他所要講的故事不是一個獲得最後勝利的故事，而是人必須做什麼、在那永無終止的戰鬥中必然還要反覆再做的事，這戰鬥是一切不能夠成為聖徒、而又拒絕在瘟疫面前俯首稱臣的人，儘管個人遭受一切痛苦，仍舊竭盡所能去跟恐怖的統治與無情的屠殺所做的戰爭；他們致力於成為治療者。」